作者：李国平（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有清一代，四书五经上至统治者，影响下至平民百姓，下的小说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清代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通俗以《四书》科举取士。编刊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四书五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影响作君作师，下的小说万世道统之传，清代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通俗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编刊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四书五经官方的影响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为之一变。下的小说通俗小说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此影响，其编刊呈现出雅驯、经世等特点。

　　顺治康熙∩时期，书坊与文人在编刊小说时，开始自觉秉持存真去伪、戒欲戒淫、训归儒雅的态度。江左樵子在《樵史通俗演义·跋》中说：“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传书，采而成帙。”而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的影响，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也自觉地将男女风情纳入道学正途，强调“名教中自有乐地”。如“名教中人”所作《好逑传》，书名取《诗经·关雎》“君子好逑”之意。该书序言指出，其所谓“好逑者，其必ω和谐有道，备极夫妇之欢，于足法随，唱非淫曲，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寉市道人”所作《醒风流》，也以宣扬“名教”为己任，在小说中宣称“朱熹等阐发正心诚意之学，实万世治平之纲领”，主张“道学尊而教化立”，其所写才子佳人★皆恪守纲常名教，其用ω　意在于使“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素政堂主人在《人间乐序》中也说：“若夫风流蕴藉，共观关雎、周召二南，乐偕家室，则是编是※也。”在《定情人》中，他又〓议论道：“所谓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遗，住河洲之上，关雎赋性，窈窕为容，百两迎来，三星会合，无论宜室宜家，有鼓㊣钟琴瑟之乐……此方无愧】于伦常，而谓之佳偶也。”（第一回）

　　清初话本小说名家李渔也积极倡导“既删《郑》《卫》，当续《周南》”（《十二楼》之《合影楼》第一回）。他在《十二楼》中多次引用“四书”中的名句，发表议论，阐释话本主旨。如《生我楼》第一回开头即说：“《四书》上有两句←云：‘富润屋，德润身。’”然后便议论道：“这个‘润’字，从来读书之人都不得其解……若说润屋的‘润’字是∑　兴工动作粉饰出来的，则是润身的‘润’字也要改头换面，另造一副形骇，方才叫做润身。把正心诚意的工夫反认做穿眼凿眉的学问了，如何使得！”《鹤归楼》第一回＠开头也说：“我□这回野史，又说人〒间的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IOS/安卓版/手机APP官网下载死别胜似天上的生离，总合着一句《四书》，要人‘素患难行乎患难’的意思。”因此，李渔的好友杜①濬在为《十二楼》作ξ　序时指出：“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玩痴。”

　　很显然，这些小说编创者对“情归于正”的强调，与晚明主情、尚情甚至◣对“好货好色”津津乐道的◣风气大异其趣。由此可见，由明入清，通※俗小说的编创主旨已发生逆转。而这与当时社会提倡宗经明道、推崇“四书五经”与礼乐教化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顾炎武曾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声称“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蔡元放评改《东周▃列国志》时也强调：“《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Ψ 焉”，至于“稗官固亦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而他评点《东周列国志》则“依理论断，是非颇不谬于圣人”。杜纲编撰《南北史演义》也旨在以史为鉴，宗经明道，诚如许宝善所指出的：“阅者即其事以究其ξ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南史演义序》）这说明以经学义理指导小说编创、复以小〗说诠释经学义理，已成为小说编创者的自觉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ζ　，有些文人还刻意以“四书”经义来阐释、评点某些小说名著。如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就指出：“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ぷ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张新之《红楼梦︽读法》也指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洪棣元《镜花缘原序》也说：“不知者仅以说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经义读之。盖温〓柔敦厚，《诗》之教；疏通知远，《书》之教；广博易良，《乐》之教；洁静精微，《易》之教；恭俭庄敬，《礼》之教；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是书兼而有之。”此类评价，虽未∩免牵强附会，但其命意则在弘扬儒家“六经”之义，发挥小说劝惩教化之功。

　　至于刊刻小说的书坊主，也喜欢依据“四书五经”，阐发小说精义，为小说刊行张本。如云水道人在其刊刻的《巧联珠》之序中说：“此非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者与？亟授之梓，不知者以为涂讴巷歌，知者以为跻之风雅无愧也。”水箬散人编╲刊《驻春园》时声称：“试从大学序以思，足占一往而深，又在嘤鸣之上。《易》书于男下女而系之咸，于二女同居则命之睽。见情有可通，亦有所隔。汉儒训→诗雎鸠，谓求贤女以自助，其义甚长。情之为用，至斯而畅。”（《驻春园小史序》）好德堂重刊《好逑传》：“因思二南仍在人间，桃△夭未尝乏种……惟德流荇菜，方享人※间之福。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见书首序）

　　书坊主之所以强调其所刻小说能阐扬名教、教化民众，这与清政府制定的“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康熙实录》）的出版政策有一定●关系。如书业堂刊《说呼全传》，即公开宣扬：“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世裕堂主人也特意指出其所刻《续¤证道书东游记》，是“假圣僧东游，发明人伦”，“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总皆描写人◤情，发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谓设于牛鬼蛇神之诞，信为劝善之一助。”（见书首序）诸如此类的论调，可谓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清代文人在编创、评点和刊行通俗小说的活动中，往往颇为自觉ω地以“四书五经”作为指导思想，刻意强调小说翊扬名教之功。这样做的意义至少有四点：一是将通俗小说的生产纳入主流文化的价值轨道，实现了小说“小道”与儒家“大道”之间的有效互动；二是提升了通俗小说的文化品格，彰显了通俗小说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教化功用；三是利用通俗小说【“易观易入”的艺术特点，有效地促进◆了儒家经典在民间社会的普及与传播；四是在普遍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时代，以小№说附骥“四书五经”，发挥其资政体↑、助名教的功用，也有助于改变封建社会歧视小说的传统，抬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通俗小说的刊行与〖传播，扩大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日报》（2024年09月09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