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中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买地券，砖刻又名“墓莂”“地券”，买地是券中◤东汉以来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券版之上的古地文字内容，是砖刻传统葬↓仪中“斩草”环节使用的重要文本（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买地第19页），券中券文以买卖契约的古地形式确保亡人的冢墓所有权，起着镇墓解谪、砖□刻慰抚亡魂、买◤地护佑生人的券中重要功能。券文内容丰富，古地包含了立∞券时间、砖刻钱主业主、买地标的券中、券价交割、中保人等诸多要项←，虽多为宗教方面的▆虚写内容，但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诸多面相。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如“永平十六年（73年）姚孝经买地券”（李明晓：《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ω文献整理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就包含着反映两汉社会土地买卖的现实材料。

　　所谓中古，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相当于公元3至9世纪。这一时期的买地券ㄨ以砖质为主，不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券文程式化程度较低，宗教神仙色彩较弱，更多反映的是有关地方社会的内容。相较于↓墓志文献，买地券多№为底层民众所刻，有助于我们获知普通民众经济活动与生活习俗等历史信息。

　　中古砖刻买地券具有地域性与时代特征

　　中古时期砖刻买地券蔚为主流，既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时代产物，又是南方社会特定的地域产物，更是烧结砖技术发展成熟的技术产物，在整个中古『买地券中都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买地券→兴起于东汉初，并随着东汉道教的兴盛而蓬勃发展。受当时黄白之术的兴盛与铅崇拜的影响，在东汉买地券中，铅券是绝对的主流。魏晋之初，铅券迅速衰落⌒　，砖券在数量上取得了优¤势。从数量上来看，现存中古买地券★近八十方，砖刻买地券占据了半数以上，超过了石、木、铅、锡、纸等其他材质买地券的总和。五代以后，买地券又多以木、石为主。可以说，“砖刻”是整个中古买地券最为典型的材质特征。

　　这一时期，买地券之所以呈现出以砖刻为主的时代特征，主要是得∞益于中古烧结砖技术的成熟。黎旭指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IOS/安卓版/手机APP官网下载烧结砖的制作工艺日益成熟和完善，制作成本不〖断降低，烧结砖的使用面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黎旭：《中国砖铭综述》，《书法》2021年第9期）。烧结砖技术在两汉基础上的突破，将砖刻的使用面推ㄨ广到社会各阶层，基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加以使用。而砖♀易于刻字、能够长存地下的特性，更进一步促使它逐渐成为买地券的主要材料。

　　丧葬文化与墓志风俗的盛行，也使得砖刻买地券成为更多民众的选择。“刻砖为识”的丧葬⊙文化在当时社会中广受推崇，故六朝时期世家高门普遍以砖为载体铭刻◥墓志，如“谢琰砖志”“谢温砖志”“谢球砖志”（黎旭：《中国□砖铭全集》第九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第624、646、647页），是这一时期砖刻材料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的反映。同时，与使用砖来铭刻墓志的社会中上层不同，底层民▂众则更加喜欢用砖来制作买地券。

　　中古←砖刻买地券具有地域性特征。东汉时期的买地券，集中出现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中心区，江淮地区的买地券，不但数量极少，而且券文也更为简单，与中原》地区成熟的书写模式相比，展现出很大的】不同。汉末∩太平道遭到镇压，中原地区人口四散迁徙，河洛中心区的置券随葬风俗由此传播至江南六朝，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整个中古时期，九成以上的买地券出现于＠ 江南六朝区域内，书写模式日渐成熟，在江南各地分↓布日渐广泛，买地券的这一发展态势与江南地区开发的日渐深入相始终。可以说，砖刻文献是最能展现中古时期基层社会变迁的材料之一。

　　砖刻买地券呈现的地方信仰习俗

　　在砖刻买地券〗所呈现出的有关中古地方社会的诸多面相中，地方宗教信仰是◆最为集中的表征。

　　制券随葬之风兴起于东汉初，至汉〗末魏晋时期，道教徒已深度参与到买地券的制作之中。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代表人物，如天帝、东王公、西王母、土伯、丘丞等，也已作为业主、中保人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魏晋时期的买地券，延续了这种书写风格。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道教色彩强烈，在江南广大地域内加速了道教的传播，以此为契机，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一系列厌镇冥神鬼吏、安宁冢墓、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券文之中，显∮示出浓厚的道教色彩。

　　相关买地券以元嘉二十一年（444年）田和买地砖券为代表。券文开篇“新出大(太)上老君符敕：天一地二……随斗十二神等”，是典型的敕告文内容▃，以道教最高神太上老君名义行符下敕，是道教法术的≡一种，用以增强︾券文的神圣性。券文主体部分出现的“遵奉太上诸君丈人道法，不敢选时择日，不避地下▲禁忌，道行正真，不问龟筮”是“道教之主葬埋不择时日之俗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墓主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或说明“墓主本身即是奉々道之人”（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903页）。券文末尾“板到之日……女青诏书律令”部分对冥神鬼吏进行详细申敕，令其慰抚墓主，护佑生人。至萧梁时期，这种新式的书写模式已经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的主流，表明道教在南方的传布已相当广泛、深入。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皇室、官僚贵族与民间社会的佞佛倾向十分强烈。与之相对应，隋唐时▓期的买地券，一方面承续前代＠，体现出浓厚的道教色彩，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大为发展的佛教影响。如漳州漳々浦县陈氏买地砖券中“索诃世界南赡部洲大唐国”的表述，是典型的佛教用语，表明当时佛教的影响相当深入，已经渗入到具有“超稳定性书写结构↘”的买地券文之中。五代宋以后，券文中的佛教用语←更为突出、普遍，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范韬买地砖券中“南[赡]部洲大唐国”（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226页）的表述，鲜明地体现了中古买地券中的佛教因素对后世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佛教因素对券文制作渗透的加强。

　　中古买地券中宗教◆因素的呈现，体现出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南北朝时期，南朝买地券文的书写模式深受道教影响，而北朝的买地券文风格则较为原始，接近现实买◢卖契约，宗教神仙色︼彩不浓，看不出任何道教痕迹。进入隋唐，在南北方买地券文都呈现出道教色彩的历史背景下，佛教因素又率先在南方券文中得到体现，而后在↑五代宋波及全国。这种买∮地券文由南到北的统一与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唐代“南朝化”的一种ζ体现。

　　砖刻买地√券所呈现的地方社会

　　买地券作为冥契性质的随葬文书，包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与各地民众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包含着有关券主的一系列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年寿、籍贯、仕宦经历、经济活动、婚姻网络等，有助于我们了解南朝基层社会的诸多面相。

　　买地▃券中有关券主姓名、性别、年寿的记载较多，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龙桃杖买地砖券”中“龙桃杖”，“黄武四年（225年）浩宗买地券”中“九江⊙男子浩宗”，“元嘉九年（432年）王佛女买地券▲砖”中“王佛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罗健夫妇买地券”中“罗健年八十∞岁，妻□年八十岁”，“普通元年（520年）何靖买地券”中“女民何婧，年二十九岁”等（李明晓：《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2、130、161、211页），反映的信息较为↙丰富。从性别、年寿信息来看，在江南基层社会，制券随葬之风较为兴盛，几乎波及各个年龄阶段的男女殁亡之人。与反映中上层社会的墓志相较而言，买地券中券主∑姓名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姓氏更加多样化（如龙、浩等），跳出了墓志中常见的王、谢、桓、庾等】传统世家高门的范畴；另一方面Ψ只述姓名，不加表字，如五凤元年（254年）黄甫买地券砖，体现了基层社会有别于世家大族“刻砖为识”的制券目的与随葬风俗。

　　买地券中券主的仕宦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基层社会的职官设置与家族变迁。如“永明三年（485年）刘觊买地券”中“宋武陵王前军参⊙军事、□□□□□参军事刘觊……父元山，宋衡阳王安西府主簿、天门太守，宋南[谯]王●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祖肃，将〓军参军事、给事中”的表述（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121页），勾勒出南朝基层官吏家庭祖孙三代的地∩方仕宦经历。与传世文献和墓志材』料相比，买地券中对家族变迁与官吏仕宦经历的描述则更为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底层民众与基层官吏，不∞但有助于我们考察南朝时期基层社会职官设◣置，补传世职官志之阙，更为我们研究当时时代背景下普通家族的变迁流转提供了宝贵信息。

　　买地券中丰富详细的籍贯记载，有助■于我们考察基层社会的行政设置。如“元嘉↑三十年（453年）罗道训买地券”中有“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亭邑里”“彭城都乡安ζ上里”的记载，“普通元年（520年）何靖买地砖券”中“桂阳郡晋宁县都乡宜阳里女民何靖”的表述（李明晓：《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第166、211页），均反映了南朝时期基层社会州郡县乡里的层级设※置与基层治理网络，不但能补传世∞地理志与方舆图书之不足，更能为研究南朝时期行政区划的置废演变提供一些具体、明确的时空标准。

　　一些买地券中志券合一的现象，有助于我们▓考察地方社会的婚姻网络。如“长庆二年（822年）罗清买地砖券”中“罗清还归宅兆卐，□□□乡祯阳卐湖西山下……府君讳清，余姚人也。祖讳成，父□……二子三子……娶盛氏”的表述，不但呈现了余姚县凤亭乡新义里罗清祖孙三』代的生平仕宦经历，更叙述了余姚地区罗、盛两家的联姻关系，有助于我们研究唐代江南中下层官吏的婚姻网络及家族情况。

　　一些买地券中还包含了反映地方经济活动的珍贵信息↙。买地券脱胎于现实土▃地买卖契约，就书写格式而言↑，尚未摆脱实用痕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活动。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格式与居延汉简中实用⌒的买卖契约几无二致，均包含了钱主业主、券价、中保人、酒礼银、违约罚则▲等契约基本要项△。北朝社会的实用买」卖契约，如“太延二年（436年）苟头赤鲁买地券”“太和元年（477年）郭孟给买地砖券”“正始四年（507年）张神洛买地砖券”等（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163、167、171页），也往往被误认为北朝〖买地券复起初期的代表。将这一时期的买地㊣　券与居延汉简、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契约文书进行对比研究，更能系统地ξ　理清中古时期契约发展的微观脉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砖刻文献ζ　与中古地方社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日报》（2024年08月05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