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妮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

　　儒家思想是实践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家实践智♀慧则是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要求人们在◣具体的实践实践活动与伦理情境中，根据不同的智慧时间、地点与对象作出灵活应对和恰当决策，实践这体现出一种方法论智慧。智慧大体而言，实践儒家实↓践智慧的智慧伦理学基础是“仁”，方法论原则为“义”，实践具体行为规范则是智慧“礼”。仁、实践义、智慧礼作为儒家实践智慧的实践三个基本面向，在儒家两千多年来的智慧历史实〖践活动中，始终为确保人们行为的︻实践正当性与有效性而发挥作用。时至今日，儒家实践智慧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仁：儒家实践智慧的伦理学基础

　　“仁”是儒学的基础与核心要素，是调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对的〖各种关系的最基本⌒　伦理原则，有着充『分的实践意义。在不同的关系结构中，“仁”往往会展现出不同的价值面向。为了真正理解儒家的实践智慧，需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仁”的含义。在《论语》一书里，孔子面对诸多弟子∑　问“仁”而因材施教，阐述了“仁”的不同内涵▼与特质。其中，《论语·颜渊》篇中孔子对樊迟问“仁”的回答“爱人”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仁者爱人”作为孔子反复提及的观念，奠定了儒学最重要的伦理基调与思想底色，而将“爱”视为人际〗关系中的普遍化价值原则，也体现出儒家思想明确的人文▼精神与理性色彩。

　　《中庸》记载孔子答哀公问政时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个说法相比于“仁者爱人”，进一步将人♂的“爱”导向血缘亲情，赋予“爱”以天◥然的情感基础，并将其与宗法伦理紧密结合起ξ　来。以此为基础，儒家提倡从对亲人的天然情感出发，将“爱”逐层推扩到他人。比如，孟子明确主张爱有差等，他在《孟子·尽心上》道：“亲亲而仁ぷ民，仁民◣而爱物。”关于“亲亲而仁◥民”，《孟子·梁惠王上》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亲情之爱到“泛爱众”的情感转化过程。关于“仁民而爱物”，我们也能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明确的表述：如《论语·述而》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梁惠王上》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孔子家语·五帝德》的“仁厚及于鸟兽昆√虫”等。这些都是仁爱原则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IOS/安卓版/手机APP官网下载具体体现。

　　在儒家看来，从家庭到社会乃至大千世界，人类实践活动中处处都闪耀着“仁”道的光辉。“仁”作为■人类生活与生产实践最根本的价值基础，经由人对人性与天道的全⌒　面理解，最终表现为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性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之“仁”“爱”的德性与情感得到统一，使得儒家实践智■慧的思想基础获得了足︻够的深度和广度。

　　义：儒家实践智慧▽的方法论根据

　　立足于“仁”，人们得以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作出合乎道德与人情的正确抉择。而为了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正确的方法论智慧也必□　不可少。举例来说，在《论语·微子》中，孔子〗虽然对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隐士的进退之道给予了较高评价，却自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东汉经学家马融认为，孔子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亦不必进，亦不必退，惟□　义所在也”。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在具体的情境中●作出正当且有效的选择的关键，是以“义”为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而非墨守成规。“惟义所在”源于《周易·系辞下》“井以辨义，巽以行权”一语，以“井”为意象表达“义”的相对¤稳定性。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说：“义者，宜也。”认为“义”是指适宜、正当，也就是恰到好处。朱熹便ξ由此认为：“义是事事合宜。”从这一角度来看，“义”在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就是始终辩证地、理性地看待和解决具体问题。“惟义所在”，可以说是儒家实践智慧关注的焦点。

　　孔子向来被视为运用儒家实践智慧的典范，他在教学与政治活动中，从不拘泥于特定的行为模式，或盲目追求某种固定的道德标▓准，而是强调“无可无不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从而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动态平衡状态。这意味着他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的应变，从而选择具体而恰↘当的行动。以《论语·子罕》篇的记载为例，孔子面对他人的求教，“叩其两端而竭焉”。按朱熹的解释，“两端”“犹言两头”，具体是指㊣事物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粗”等不同甚至对立的方面≡，这说明孔子运用辩证思》维为人答疑，且答得“无所不尽”，十分周全详细。

　　而在为政方面，公山弗扰据费反叛后想召孔子，孔子决定前往，因为他一心←期待能够振兴周道于东方，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在卫灵公只关心战争而非礼义的情况下，孔子面对他的任用却选择了离开。当为则为、当去则去而不盲从于一定之规，体现了↑他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下以辩证灵活的方式对道德原则的巧妙坚守。这正是“惟义所在”的实践ζ智慧的体现。

　　孟子十分赞赏孔子“惟义所在”的行事风格，认为孔子能做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可以被称为“圣之时者”，这既是对孔子个人品质的赞扬，也是对儒家实践智慧的肯定。儒家实践智慧并非☆僵化地墨守成规，而是♀在理解和实践“仁”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最合适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是对“仁”的坚守，也是对“义”之方法论智慧的有效运用。

　　礼：儒家实践智慧的规范性要求

　　儒家实践智慧★以“仁”为伦理学〓基础，以“义”为方法论根据，而“仁”“义”具体的规范性表达都指向礼。如《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并进一步阐述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以“礼”为人之视听言∏动的行为规范，并以此来实现“仁”。而《左传》说“礼以行义”“义以出礼”，《荀子》也认为“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这些看法说明，“义”是礼的内在根据或实践原理，礼是义的实践㊣规范与外在表现。对于“礼”与“义”的关系，孟子㊣　有非常形象的解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义”作为儒家实践智慧的方法论根据，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实践亦需要接受“礼”的规范。

　　以上种种，都表明儒家实践智慧也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就在于“礼”。如果说“仁”是为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设定最根本的价值引导，“义”是为人们提供方法论智慧，那么，“礼”就是在为人们确立具体的规范、秩序和边界。不过，“礼”虽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标准，但其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发展性特征又需要人们根据不同的实践要求予以及时调整。《礼记·礼器》说：“礼，时为大。”即昭示了“礼”的“与时偕行”的特点。

　　因此，儒家实践智慧的运用需要人们具备明辨是非与辩证思考＠的能力。在道德两难之ξ　下作出行为选择时，更是如此。以《孟子·离娄上》的记载为例：按古礼，男女原本授受不亲，叔嫂之间的交往尤为礼之“大防”。但在嫂子溺水即将丧生时，如果男子仍然拘泥于礼的形式化要求而不肯施以☆援手，就会遭到如孟子的指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强调的就是依从最重要、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所展开的辩证分析与临机决断。朱熹对此解ω释道▓：“权而得中，是乃礼也。”可见在儒家看来，特殊卐情境中这类看似反常或不合于礼的做法，在能够满足最根本的道德准则以及事功价值需求的情形下，也就自№然符合仁、义、礼之道，从↘而具备正当性与有效性。

　　当我们重新Ψ 回顾、审视儒家实践♂智慧，不难发现，其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儒家实践智慧以“仁”为道德根基》，启示我们在日常的做人做事中，应当时刻※牢守道德底线，关注言行的社会道德效应Ψ 。儒家实践智⊙慧对“义”的方法论智慧的重视，启示我们在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事务时，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理性而∞周全地应对。儒家实】践智慧对“礼”的规范性意义的强调，则启示我们一切言行都必须在道德与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行，即使是在ζ　一些特殊的情境中需要灵活应对时，也应如此。总之，认真领会与合理运用儒家的实践『智慧，对于我们的生活态度与处事方式的完善不无裨益。

　　《日报》（2024年08月24日?11版）